疫情过后，日本还是一个理想国家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姜志强，日本通经授权发布。

后疫情时代的今天，也许日本依然是我们的一个借鉴。

2019年去世的著名评论家堺屋太一，在1985年写下《知识价值革命》一书。

30多年过去了，人们会说这本书老旧过时。不过近日翻看1986年出版的中译本时，发现堺屋太一在那个时候就说自己的国家是工业革命的“高材生”，是最接近理想的国家。

对此，他有这么一段话：

目前，日本是个非常理想的国家。至少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日本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生活上非常舒适的国家。在这里，人心是稳定的，社会治安也良好，持续了很长的和平时期。在日本的历史上，目前可能是最幸福的时期。在全世界，日本恐怕是个生活上最好舒适的国家之一。

（参见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 金泰相译 东方出版社 1986）

《知识价值革命》中译本，堺屋太一著，三联书店，1986年

这位创生了“团块世代”这个历史集合概念的思想者，用“理想国家”“舒适国家”“幸福时期”“稳定/良好”等最善之词，对日本社会的文明机质作了表述。表明在战争中败北的日本，被迫改变了伦理价值观，在高度经济增长中建构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同时，夯实了作为文明社会的基石。

30年后，同样是著名的评论家大前研一，在2015年写下《低欲望社会》一书。与乐观高调的堺屋太一不同，或许是经历了失落的20年，大前研一显得悲观低调。他在书中写道：

人口减少、超高龄化和少子化，无欲求的年轻人不断增加，毫无疑问，日本比世界各国早先一步面临这些问题……日本正迎向美丽的衰败。

（参见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 姜建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低欲望社会》中译本， 大前研一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

这里，既然是“衰败”，又何以是“美丽”的？既然是“丧失大志时代”，又何以是“新·国富论”的？

显然，时隔30年的两本书，都是引爆东亚话题的名作。唱盛与唱衰。既是图式的也是现实的，既是中心的也是边缘的。但都共同指向一个为世界所启示的日本后现代模式。

这就像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西方的没落》名著，随后引爆欧洲。如果从字面意义出发认定这本书是讲西方没落的，那就跌入了他所设计的文字洞穴。

斯宾格勒在书中叙述的恰恰是西方文化刚从19世纪进入“文明”阶段，现在正处在成熟的壮年期，离没落尚早。尽管历史（文化与经济）作为有机体，周而复始是其内在的命运，但人们可以悲叹它、幻想它，却不能改变它。

从个体看，不是幸福就是不幸，总会恰如其分地到来一次。

这就像体检，每次都有人被检出癌症。于是人们捶胸顿足，说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她。但为什么不能是你而一定是她/他呢？

当然，明白人可能会明白，世界之生成出现在这个样子，文明之表现出现在那个样子，其实皆逆理性和所有可能性而行。历史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目的。虽然从最终意义上我们强调人是目的，但更多时候，作为手段的人总是设法扼杀作为目的人。

虽然在经济活动中，人是互为手段的，虽然在人与物关系中，人也常常视为一种关系手段被物化。但是，作为一种伦理追求和理想远景，人不应该仅仅被当做手段来看待和使用。

人如果更多地关注作为目的的人，社会也因此会更带文明色彩，政治家也因此会更具有人本主义情怀。自上而下的是权力，自下而上的是暴力。要抑制权力消除暴力，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回归人文的原点，把人作为目的——一切为了人。

这方面，日本的做法有其出色的一面。

日本街头（图｜Unsplash）

比如，疫情凶猛，日本政府叫国民都尽快接种疫苗。逻辑地看，要提高疫苗的接种率，就要消除接种者的恐惧心理。而要消除恐惧心理，就是尽可能的不报或少报接种死亡人数。

不过，我们看到的是：自2021年2月17日接种开始以来，日本厚生劳动省就阶段性地发布接种死亡人数。最近一次的发布表明，至今年4月1日为止的408天时间里，日本发生疫苗接种后的死亡事例共1667件。若加以计算的话，每天的死亡人数为4.08人。

毫无疑问，这个信息披露是痛心的更是惊心的。因为即便染上病毒也未必会死，但为了防止染上病毒接种疫苗倒反先死了。这显然的逻辑颠倒，这显然的不体面的负面信息。

不过为了保证信息透明，为了保证全体国民的知情权不被剥夺，除了毫不隐瞒地通报发布之外，别无他法。显然这个理念支撑着日本的政治家们。

当然有人会说，这样做只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而已。这话固然说得风凉，问题是如果一切都是想当然，一切都以为有个“必然”在做最后的审判，人就没有“期待邂逅”这个期待心理了。隐而不报又如何？报而不备又如何？

可不，接下去的疫苗与死亡的因果关系论证，就是一场博弈了。因为日本政府曾承诺，如果接种新冠疫苗后因副作用等原因死亡，将以补偿金形式向遗属支付44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70万元）。这笔数目不小的补偿金，是否会影响或限制日本政府对真实结论的得出？

就像当年的麻风病（强制隔离患者），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日本政府才不得不认输。可见政治家都在反抗必然，他们视必然为可怕之物，拼命地驱赶或绞杀。他们要的是在必然中榨取仅有一点的偶然。

如是而论，政治家本质地看都不是省油的灯。这里若有区别，也只是尺度的区别，相对的区别。

不过恰恰是在这方面，日本的政治家们是有长处可以发挥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绝对正义”这个概念，所以，在有的时候，在某种场合，他们会表现得游刃有余，会做得顺风顺水，且得民心民意。

如据《朝日新闻》报道，在两年多的疫情中，日本政府仅发放给中小企业的支援金、各类补助项目（如持续化补助金、事业复苏支援金、月度补助金、临时补助金等）的资金规模，就达到了7万亿日元（约合4000亿元人民币），相关的补助发放件数达到了852万件。

日本政治家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出钱让企业渡过难关，就是让千家万户的民众渡过难关。让民众渡过了难关，政权也就渡过了难关。这里，民众的考量是政权考量的基础和前提。有了这个基础和前提，一切为了人就有了个实在的落实。

东京（图｜Unsplash）

又比如，日本在今年5月修改了“首都直下型地震受灾设想报告书”，设想中的地震死亡人数有所减少，表明日本加固旧房屋见了成效。

日本在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之后的第二年，发表了“首都直下型地震受灾设想报告书”。报告书根据地震强度，设想受灾的死亡人数为9641人，受灾的建筑物损坏约30.4万栋。

10年过去了。在这个10年时间里，日本政府非常有紧迫感地与将要来临的直下型地震抢时间争速度，千方百计地用新材料新方法提升老朽建筑物的抗震能力和不易燃烧化，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效果——住宅抗震率从81%升至92%。这个效果体现在了修改的报告书中。

若设想发生里氏7.3级的“都心南部直下地震”，市中心的23区约6成地区将遭遇震度6强以上的摇晃。死亡人数最多的情形将达到6148人（比2012年设想的死亡数减少了3500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建筑物倒塌（3209人）和火灾（2482人）。建筑物受损约达19.4万栋（比2012年设想的受损数减少了3成以上）。

这份修改的报告书由东京都防灾会议地震小组汇总，于5月25日递交给了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据称，为了修改这份报告书，对震源位置不同的地震进行了广泛的模拟。显然，这是做实事的力量，这是科技的力量，更是挽救生命的力量。

虽然用10年的时间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地震小组组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平田直还是有紧迫感。他在采访中称：“虽然设想死亡人数有所减少，但高达6000人丧生还是不应该的。有必要切实再推进对策。”

为此，报告书还展望未来，如能进一步推进科技改造，可将建筑物倒塌和火灾导致的死者数减少到约800人的程度。

你看，若问何谓人是目的？这还不是最好的事例和最好的说明吗？

东京之夜（图｜Unsplash）

再比如，最近日本政府推出国民每年有义务“接受牙科检查”的指针。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何以能长寿？确实涉及方方面面。但有一个被我们忽视的健康，则被日本人视为影响寿命的关键要素——牙齿健康。

为此，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6月汇总的经济财政运营指针中，写入探讨推行“全民牙科检查”的内容，规定所有国民每年有义务接受牙科检查。

为什么政府要过问国民的牙齿健康？原来，政府认识到了保护牙齿，可以预防其他疾病和维持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了，去医院的次数少了，总社会的医疗费用也就不会居高不下了。

如果说日本政府还只是为了钱（缩减医疗费）发指针的话，那么，在保护牙齿的同时，人的寿命也确实延长了（属歪打正着吧）。有大量研究表明，保住较多牙齿的人更易于维持健康。

为此，日本厚生劳动省和日本齿科医师会，早在30年前就喊出了“8020”口号。

所谓“8020”就是人到了80岁还有20颗以上的牙齿。我们知道，人类的口腔有28颗牙和4颗智齿，总共32颗牙。可是由于牙周炎、蛀牙等口腔疾病，牙齿会不断地脱落。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80岁以上的老人平均只有4.7颗牙。这就对饮食、生活和健康等造成影响。

而2016年的调查显示，80岁以上老人牙齿在20颗以上的占51.2%，较2011年时的40.2%增加了11个百分点，表明“8020”全民运动有了显著成效。

现在政府再将牙科检查义务化，过不久或许会喊出“9020”口号。若90岁还拥有20颗牙，那日本人的健康寿命还必将再延长。还有什么比健康长寿更能显现人是目的（一切为了人）的吗？

人们还记得前首相安倍，在疫情初期一意孤行向全国每户人家下发了无用的小布口罩，造成巨大浪费而触发民众不满。

但这与毁灭一个东西不可同语。古代世界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放火事件，照日本政治评论家永井阳之物的说法，“是一个男人心中荒唐离谱的虚荣心，能在一夜之间为人类文明史带来可怕的灾难”。这个男人就是公元前48年的凯撒大帝（参见寺山修司《谁人不思乡》黄怡轶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

当然，安倍非凯撒，所以作为政治家的他，也无任何光环可言。如日本媒体报道，三年前在北海道札幌高喊安倍（正在街头发表演讲）下台被警察带走的两市民，最近胜诉并获赔88万日元（约4.8万元人民币）。

当然还有最近日本国会上的一幕。针对首相岸田文雄表态即便物价上涨也不考虑降低消费税的言论，在野党一女众议员大石晃子，在国会上当面指责岸田是想“逼死国民”，称其是“资本家的狗、财务省的狗”，并警告“不能搞错主人，首相本来的主人必须是日本国民。” 当天“资本家的狗”“财务省的狗”就成了推特的热门关键词。

显然，这就是民主与法制在文明社会中筑下的基石。这个基石不被动摇，一切为了人才能在生活中褶褶生辉。

如今年4月，日本鹿儿岛县鹿屋市有一所小学，为一名女学生补办入学式而成热门话题。原来这位女孩在3月末感染新冠病毒，无法参加4月6日的新生入学式。而等待这一天到来的她，在家时就多次把自己的新书包和新教材拿出来，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不过，就在居家隔离结束的4月10日，学校决定为这位学生补办入学式。于是，父母亲带上小女孩，在周日的上午来到学校（体育馆还特地为她再挂上入学式横幅）。赶来的校长和教职员工共5人，他们身着正装，系上白领带，在体育馆门口迎接新生的到来。入场坐下后，校长宣布入学式开始。然后是宣读姓名、致欢迎词、介绍班主任以及班主任发言等入学式程序。

这里令人感动的是，学校不是因为只有一名学生而敷衍了事匆匆走过场，而是宣读到位，程序规范，细致周到。入学式结束后，校长对家长说，入学式是人生要永记的重要节目之一，为此我们作了精心准备。

你看，润物细无声，有时是对着忧伤而美丽的人的容颜的。

涩谷交叉点（图｜Unsplash）

这样看，所谓的文明，就是灵魂的内在相遇所描画出的不同轨迹。

这就如同今天的日本大学生，再也不会像当年东大生一样，在丸山真男教授办公室的门上，写上这样的诗句：我们与您呀/无怨也无仇/就是顺手送个人情。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更内向的为自己活着，为宁可遭遇不幸也不想邂逅、冒险和狩猎那个抓不住的幸福而活着。他们用不知道的人生态度对待这个不知道的世界。或者他们就像演员，一次又一次，由着别人的精神占据着自己。又或者套用村上春树的一句话就是“我一面做梦，一面确知这就是梦”。

所以，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你现在根本找不到一个做错了事的日本人，因为这些年轻人无论做什么都是根据原则办事的。

所以，当大前研一写下《低欲望社会》，三浦展写下《下流社会》、酒井顺子写下《败犬的远吠》、上野千鹤子写下《厌女》，他们都想用自己一丝洋洋自得之处——毕竟我们刚好掌握了看似管用的或直觉、或哲学、或伦理、或人生经验的东西。但这些放置于死都是突如其来的今天，真的管用吗？

这就想起竹内好著名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之说。何谓作为方法的亚洲？实际上就是说作为“抵抗”的亚洲，如何在西方主义的包围、殖民之下，作为主体性的回归实现有别于西洋的现代化。

这个“有别于”就是即融入全球性商业模式，又有自己本国的传统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仍然具有鲜活性。

而在这方面最具实证论述的是2020年去世的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他在2000年出版《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作为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回应，他在书中强调说，“日本第一”的意思并非是说日本就是已经超越美国的世界最大经济体，而是指出日本人在很多领域都做得很不错，取得了世界第一的成就，解决了连美国人都头疼的一些问题。

比如，他们有世界最好的基础教育水平、犯罪率世界最低、官僚机构广纳贤才、工业制造是品质保证、企业拥有高水平忠诚度等。时至今日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参见傅高义《日本还是第一吗》 沙青青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确实，不变和超稳定，是日本最大优势。这个优势，放置其他地方，可能是劣势。这或许就与国民性有关了。

讨厌平静被打破，尽量避免出现不和谐，日本人的这种心向，使得日本与任何地方相比，都是安全、安心、清廉、平等、精细的。

这样看，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对日本再思考再关注是有其意义的。因为日本依然是我们的一个借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姜志强，日本通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