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库索（旅日作者，啃日剧日影为生，现居京都，不定期流窜于岛国各处），原标题：《回国记：隔离就是开盲盒》，日本通经授权发布。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拍摄。
可能是一份运气很好的回国经历。
※ 本文作者回国时间为2022年初
决定回国过春节不是脑门一热，我的身份证已经过期一年，国内全部的银行卡和信用卡都被冻结了，造成了许多麻烦。上一次回国还是在2020年春节，彼时武汉疫情愈演愈烈，担心无法入境日本，匆匆改签机票提前回到京都，此后两年待在原地无法动弹，日本疫情从“第一波”发展至“第六波”，难以入境的反倒变成中国了。
这两年，身边的朋友各有选择，若非紧急情况，选择回国毕竟是少数。一来是耽误不起长久的隔离时间，二来是听闻将会遭遇数次捅鼻子等种种，不愿亲身经历这种痛苦。我在10月底买好回国的机票，一直没告诉父母，就是担心中途出现变故，空欢喜一场。那些在2020年夏天回国的朋友便屡屡遭遇这样的情况，航班总是在一周前被熔断，要在退过三、四张机票之后，才终于换来一次起飞的机会。不止是中国，各地都是如此，有位越南的朋友，行李寄走了三个月，一次又一次向房东请求延期，才终于等来了尘埃落定的消息：“下周可以飞了。”
进入2021年，航班状况稳定了许多，但可选择的班次十分有限，且全日空、日航、国航、南航、东航、厦航和深航均只有成田机场一个出发地。在疫情之前，我回国总是搭乘南航从关西直飞往贵阳的航班，那是在我来到日本的第二年新开的航线，正是访日中国游客数量飙升的途中，次次都是满座，父母也曾搭乘这班飞机来过两次日本，感慨过世界正在变得便捷而广阔。疫情来了，如今的关西机场，仅有吉祥航空每周一次飞往上海和南京，以及春秋航空一班飞往常州的航班。
“大阪飞南京，这班飞机最容易被取消；出发前一天取消航班，是春秋航空的一贯作风”——后来我在一个中日特价机票的微信群里，获得了这样的情报。那个群里大部分成员是留学生，最经常出现的提问之一是：有没有推荐飞的城市？经验者们给出了如下答案：最好不要飞青岛，机票贵；最好不要飞深圳，隔离酒店贵；上海和广州是不错的选择，机票价格过得去，多数的隔离酒店还允许收快递和外卖；得到最多好评的是杭州，一位在春节期间回国的留学生后来反馈说，“过年疯狂塞年货安抚大家”。
考虑到酒店隔离结束之后的移动，我选择了全日空从东京飞往广州的航班，单程7000人民币，已经很便宜。当时心里还有一个期待：如果隔离期间可以点外卖，那么广州肯定是我最好的选择。在疫情期间回国的人们之间流行一个说法，隔离就是开盲盒。住什么酒店是开盲盒，每天300～500人民币是平均情况，但其中也有差别，有人住进了郊外的度假酒店套房，有人被送去了粉红色灯光的情趣酒店，有人为了住得更舒服，要求住进日均1800的五星级酒店，也有人看到酒店提供的最低价格是480就手足无措，一再恳求是否能够协调到便宜一些的酒店；酒店的餐食是开盲盒，幸运的结果大概是“好久没吃到中国菜了，能够凑合两周”，不走运的结果不止是味道，也包括：强制收取餐饮费、禁止点外卖、禁止收快递，等等；隔离多少天也是开盲盒，14天的酒店隔离是基本，往后转到其它城市，集中隔离还是居家隔离，7天14天或是更久，就要看各地不断随着疫情变化的政策了，在我听到的各种传言中，最惊悚的一个是——“有人回国隔离了56天！”
然后便是怎么回国。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官网上醒目写着“非必要，不旅行”的字样，从2021年9月13日起，必须持有赴华健康码才能进入中国。为了获得这个健康码，要在登机前两天内在大使馆指定的检测机构完成新冠核酸和血清IgM抗体双检测，取得使领馆指定格式的检测证明，然后在微信小程序上进行申请。我出发的时间很不凑巧，正值新年期间，日本人都在放假，大使馆名单上仅有的两家京都的检测机构，都不确定是否营业，即便营业，也要“1～2天后才能取得结果”。大阪的友人推给我一个微信号，说是去过的大阪一家检测机构，有中国人对应，还可以在微信上预约，当天下午就能出证明——在“第六波”疫情席卷之前，日本政府不提倡全民进行核酸检测，此类需要开具证明的检测费更是高昂，这家的报价是2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370人民币），“已经比去年便宜了5000日元。”
1月3日早上10点，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那家大阪的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中国人，同时段到来的十几个检测者，说的全是中文。一个看上去50多岁的北方女人排在我前面，在等待过程中一直在打电话，她的分贝让我不用竖起耳朵也能听到她在说什么，“顺利的话，四五月就会能返回日本。我妈不是走了吗？留下的那个房子，和弟弟之间有些事扯不清楚，赶紧回去把这个事情搞定了。顺便去看看退休手续能不能办了，听说退休时间延迟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办下来。如果不是这么要紧的事情，谁疯了愿意受这个隔离罪啊！”
成田飞往广州的航班在早上9点半出发，听从经验者们“一定要早点到机场”的建议，7点就跳下了穿梭巴士，迎接我的依然是柜台起排着长队的人们，队伍的消减极慢，要依次出示健康码，还要下载海关小程序，进行入境健康申报，一再核实信息。等到办妥一切，终于通过安检时，近两个小时过去了。
在匆忙中，我还是去跟免税店的杨小姐打了个招呼。这两年，成田机场多数品牌的免税店都紧闭着大门，少数的几家，会在每周航班密集的几天限时段开放，“来店前请提前预约”，机场官网的告示中热情地提醒道。我随手预约了一个时间，几天后，自称是“杨小姐”的柜台专员就打来电话，确认预约信息，在问了句“你是台湾人吗？”之后，那个电话就变得很长。她说自己两年多了没能回台湾，很想念夜市上的小吃，说来到日本后一直在机场免税店工作，也住在附近，疫情严重影响了她的工作，这些日子她除了每周一天在机场店，其余的工作日要搭一个多小时的通勤电车前往银座店上班，在银座店的专柜，顾客又从外国游客变成了日本人，“我日语说得不太好，但可以感觉他们语气间那种微小的歧视”；又说起这天机场店里来了位东北的大姐，买了几个包，突然聊起了在疫情之中的种种不走运，“总算能够回国了，她在我们店里哭了出来”。杨小姐出现在我面前，显然没有那个下午打电话的悠闲，这天早上的成田机场有三个飞往中国的航班，店里聚集起一些准备回国的客人，其中一位，正在遵从电话那边的指示，要求她取出一个又一个包。“祝你早日回家！”拖着行李跑往登机口前，我对她说。
在回国的飞机上，还很难感受到即将迎接归国者的是一种怎样紧张的空气。这一天东京的感染者数重新超过2000人，奥密克戎在街市中传播开来，但飞机上的多数人们还只戴着一个普通的医用口罩，并且在起飞后不久毫不犹豫地摘下了它们，愉快地享用起了飞机餐：一份美味的照烧鸡肉饭。只偶尔有那么一两个穿着防护服的，一动不动固定在座位上，反倒显出一种不合群的格格不入。直到5个小时30分钟后，舱门打开，被防护服包裹得严实的机场工作人员出现在眼前，个个如临大敌，飞机上的人们才意识到：自己似乎成为了某类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需要用三个小时才走出机场。下飞机后，每个人被分配了一个数字，大约20个数字为一个批次，为了避免密集，分批放行。被叫到数字的人们，依次要经过若干道关卡，每个关卡都设置了几位坐在塑料布后面的工作人员，要求出示护照和二维码、申报健康情况、填写一个表格、再填写一个表格……最后走到一个透明玻璃罩前方，等待分配检验器具，再走进后方的走廊里，进行核酸检测。当我久违地终于可以使用母语和医疗人员交流的时候，很多日本人却发现他们在中国入了境就成了无头苍蝇。一位工作人员举着牌子大喊“40号之前先走”，那个队伍离开很久之后，我路过了一位坐在椅子上发呆的日本男人，手里拿着“35”。这个由下飞机的前后顺序而决定的数字，是在隔离期间的第一个盲盒，它将直接决定你走出机场的时间，被分配到第几班巴士，并最终通往哪一间酒店——我手里拿着74号，登上了倒数第二辆大巴。
巴士朝着与市区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在一个小时后终于停下来：盲盒的尽头是从化。就算是从化，当眼前出现“XX酒店”的建筑物的时候，人们还是因为抵达而欢呼了一声，直到又被关在大巴里静坐一个小时之后，这种快乐才消失无影。大巴的驾驶位和乘客车厢被一张塑料布隔开，后排有个男人终于忍不住，走到前方拼命敲打着塑料膜，表示人有三急，需要上厕所。工作人员摇摇头，“你们不能随便下车。”男人愤怒起来，工作人员挥动起还没挂掉的手机：“你自己跟那边说！他们连我都不让下车！”坐在第一排的，是一位带着妻子和孩子搬家回国的男人，显然是想要息事宁人，迅速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拍了拍那位又将发作的男人，道：“我这里有个移动厕所，你去后排解决一下？”男人看了看满座的后排，没伸手接，道了声谢，转身回去了。
几分钟后，前排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似乎终于在电话交涉中取得了胜利，快速打开车门跳了下去，徘徊在酒店和大巴之间，不断地伸展着肢体。在他下车之前我敲了敲塑料布，询问迟迟被关在大巴上的原因。这才得到了解释：前一波隔离结束的客人刚刚离开，酒店正在进行消毒工作，要等到味道散去。终于被告知可以进入酒店是在傍晚六点半，但是，工作人员堵在车门前，“一个一个下来，在门口进行消毒”，人们礼貌地望向了那位拒绝移动厕所的男人，他毫不犹豫，箭一般地飞了出去。进入的流程推进得极慢，我和站在前面的一位留学生聊天，询问他隔离完的去向，他说他是西安人，因为家里有急事不得不回国，但此时西安仍处在封城之中，“如果隔离完还没解封，我就去重庆旅游了。”
全身上下被消毒水喷了个遍之后，我从一条特殊通道进入了酒店，除了入口处一位递给我房卡并且要求我扫二维码加微信群的工作人员，以及电梯口另一位负责塞盒饭的工作人员，我没有见到任何酒店的前台人员。那个微信群里的每个人被要求以房号作为代号存在，我进去十分钟后，8446拥有了在群里的第一个发言机会，他说：“为什么我在盒饭里发现了一只蜗牛？”这就是为什么点外卖在开盲盒中的存在如此重要，不久后果然又有人圈了医疗组人员：“请问可以点外卖吗？”此时我已经读过放在酒店茶几上一叠厚厚的入住指南，要求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房费，价格是每天360元，外加早餐10元、午餐30元和晚餐30元，“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隔离期间不允许点外卖”，上面写着这样的温馨提示，但另外又有两份资料：“外购餐食及饮品免责承诺书”和“关于快递投送安全拆检同意承诺书”，只要将这两张纸签上名，就可以点外卖和收快递了，又特别注明：酒店只在每天中午11:30～12:30和下午17:30～18:30期间进行派送，外卖拒绝接收火锅、烧烤等异味重和汤汁过多的食物，快递也不能购买道具和酒精类饮料。我将签好字的承诺书通过微信发给酒店前台人员，询问是不是就不用支付三餐费用了，“是的”，那边很快回复了，“但别忘了今晚的盒饭，这30块你得付。”
关于14天的隔离需要带些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人说是一套床单被套，有人说要有一个烧水壶，无论是全套旅行洗漱用品，还是一双拖鞋、一瓶消毒喷雾和一大包马桶拭纸，又或是各种零食或者辣椒酱……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快递轻松实现的事情。真正让我不顾行李超重也要塞进箱子里的东西，是几大袋经常喝的咖啡豆、一个便携磨豆机、一套手冲咖啡器具，一台Switch和配套健身环。这些确实成为我必不可少的隔离用品，前者令我避免身处郊区的咖啡焦虑，后者则让我在连日的外卖生活中，拥有了每天运动的可能性。
8446的小贺带的是一台电子合成器。他是东京一间音乐学院的留学生，去年春节期间也曾经历了“14+7”的回国隔离，对所有环节驾轻就熟，告诉我离开了广州，他还要回长沙继续7天的集中隔离。不过他并未对此有太大焦虑，反倒乐观地庆幸着“因为14天的隔离，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规律，很多好习惯都可以养成。”他固定在每天早上看书和背英语单词，下午练琴，晚上则运动和看剧。我加上小贺的微信是想问问他那只蜗牛最后怎么样了。酒店没算饭钱，他说，后来他又在早餐里吃到了一块金属片，因为实在有点儿危险，酒店送了一盒水果。住在8426的日本人田中也在微信上对我说，两周的隔离对他没什么困扰，反而可以静下来做自己的事，还挺充实的。周一至周五，他白天做着远程设计的工作，到了晚上和周末，就埋头修图修视频，他是一名常居在东莞的工业设计师，副业是做广告摄影师，回日本过了个新年，愈发感受到“中国的隔离政策比日本好太多了，日本人对疫情一点儿危机感都没有”。我还想和那位运了15箱行李回国的廖先生聊两句，他带着妻子和出生才9个月的孩子一起住在8403，但他果断拒绝了我的微信好友申请，理由“带孩子太忙了，没空聊天。”他应该是真的很忙，几天后我看见他在群里问：“今天的医疗组面访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儿？下午有个电话面试。”
我沉迷于每天半夜两点在饿了么上下单次日外卖的生活，不到一周就因为拉肚子而提前划上了终点。每天仍然有各种小意外在发生：小贺又在外卖的酸菜鱼里吃到了一片塑料；廖先生从酒店的餐食盒里拿到了好几次发霉或是只有半截的筷子，还有一个折断的勺子；前台偶尔会把8430的外卖不小心放到8406门前，而被8406接触过的外卖，不能再回到8430的手里；有那么好几次，人们突然在午餐时间被告知，因为走廊消毒，要两个小时后才能开门取餐……尽管总是发生着这样的事情，但好不容易回国的人们还是感激的心情更多。酒店的不同楼层住着从不同航班下来的人们，来自不同国家的归国者，每当一批人离开的时候，前台工作人员会在朋友圈里晒出一些他们留下的东西，有人留下了300块钱，有人点了一大堆奶茶、糖水或是一整个蛋糕，有人送花篮当然也有人送锦旗……我在那个朋友圈里第一次看到了酒店大堂的样子，专门开辟出两面贴满了感谢信的墙壁，从去年五月底一直更新到现在，有一封很早的信里写道：“一对老夫妻，由于疫情，在美国滞留了一百零八天，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回到了祖国。”偶尔也有一张照片，是在床边被扔得满地都是的烟头。
这段日子，我在instagram上认识了一位在千叶县做护士的女孩，她在我之后从成田飞往青岛，告诉我说被分配的酒店不能叫外卖和收快递，但拥有无敌海景房，房费加上三餐每天只要400人民币，令她很满意。就是她极力向我推荐那个中日特价机票群，说她在那里买到了价值8000人民币的往返机票，其中一程还是公务舱。那个群里确实热闹非凡，除了时不时跳出一两张便宜机票以外，每天都在交流着一切和回国有关的问题，卖特价机票的群主执着于打听每一个购票者回国后的隔离情况，拥有最全面的情报。每当被问及隔离的酒店价格情况，他总会提起一个从东京回到青岛的客人，住进了他听说过最便宜的酒店，住宿费只要140，餐费每天80，14天隔离餐费加住宿一共就3080。“当然条件也就那么回事，环境没电梯，生活用水不热，洗手都凉那种（据说是天气原因），而且还经常没办法洗澡。”经常有人担心回国的宠物问题，他打了好几个电话去航空公司询问，总结反馈说，目前只有日本航空和全日空可以携带宠物入境，全日空只有飞青岛和上海的可以携带宠物，且一个航班正常只可以携带三件宠物，每件宠物的托运费用是250美元。“宠物舱位置特别紧张，6月29号之前的航班，基本已没有宠物舱空余了。”
无论给自己安排了多么规律而繁忙的生活，积极获取外界情报，长时间的封闭也会让人的精神状况变得不稳定。在酒店的入住指南上，特别注明有广州市24小时免费心理援助电话，医疗人员每天进行面访时，也总会例行问一句：“今天心理状态如何？”大约一周后，我的上海朋友们的一个群里，正在热议当地刚刚发生的疫情，说他们有位朋友“刚从酒店隔离14天出来，（因为是密接），又被拉回去14+7了。”我是从这时开始变得精神紧张的，看到对面房间门口小桌上的外卖越摆越多，一日三餐都没有人出来拿的时候，便开始疑神疑鬼，怀疑房间的主人要么是自杀，要么是阳性了——如果是后者，我还要在这里被关多久？这个想法纠缠着我，直到傍晚医疗人员来面访。
“对面那个人没事吧？”我心虚的样子大约看上去很神经质，年轻的医疗人员回应了我一个疑惑的眼神。“我看房间门口的餐食一直没动”，我赶紧解释道。
“哦”，他叹口气，“没事，她在怄气呢。”
第二天早上10点，我知道了对面房间怄气的原因。这个早上同层楼不断有人离开，应该是又有一批人结束了14天的隔离，工作人员开始打扫卫生，不时发出巨大的声响——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情形，航班到达时间很随机，偶尔也有凌晨一两点还在打扫卫生的情况——对面那位女人，她的盒饭依然摆在那里，终于打开房门探出身来，开始大喊大叫，抱怨酒店总是吵得她不能睡觉，没人能够理解一位精神衰弱者的心情，工作人员的低头道歉并不能令她满意，她的声音更大了：“说过很多次了，如果你们不能给我换一个安静的房间，就请你们换一个时间打扫！”
这样对工作人员发飙的崩溃并不是多数。多数时候，人们的心理极限，如同第十天的日本人田中一样，他在群里终于忍无可忍地问道：请问可以叫外卖点酒吗？当然不能，有人给他支了一个招：但你可以上淘宝买无酒精啤酒啊！
第14天的下午2点，22个人的群里有6个人被告知解除隔离，拥有了一个暂时的绿码，用来搭乘前往下一站的交通工具。还有不少人，因为解除隔离的时间赶不上当天的高铁和航班，被迫要自费多住一晚。我戴上医疗人员叮嘱了数次的手套和口罩，搭乘“一次只允许上一人”的电梯下楼，终于走出酒店大门，一辆小巴停在当天我们下车的地方，把我和同行的4人一起送往高铁站。
两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了一个远离进站口的、写着“入境游客专用通道”的小门。门里也有一张小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工作人员，要求核对隔离解除通知、身份信息和健康码。有一位自称是从另一个地级市带人前来的工作人员跟我聊了两句，说这个入口原本设在三楼进站口旁边，后来“为了不引人注目，移到了这里”。这么做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在我们核对资料的短短30分钟里，已经有3、4波乘客闯进了这里，试图从这个不用排队的快速通道进入车站，完全不知道已经身处闭环人员的高危空间。半个小时后，同行的4个人中，3个人被带到了入境人员的专用候车室，剩下那一个，在核对过资料后又被工作人员带回了车上。“好像是因为时间搞错了，要回去再隔离一天”，后来在候车室里，第一次见到面的小贺告诉我。
下午5点的专用候车室里，只零散地坐着8个人。如果有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问“某某在吗？”就会有某人站起身来，拖着行李跨越封锁线，被带往站台的方向。他们的出现想要不引人注目却很难：前面有一位身穿防护服的医疗人员在引路，后面也有一位同样裹得密不透风的，背着蓝色的消毒水箱，手里拿着塑料水管，沿途喷洒，保准让消毒水覆盖上他的每一步脚印，彻底消灭污染源。当我切身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便意识到这种充满科幻感的场面，同时还带着一丝诙谐，我先是被带往了检票口最前方，但已经和身后拥挤的人群混为一体，闭环从这时开始就不存在了——检票闸门打开之后，人们鱼贯而入，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从我身边飞奔而去——而带领我的那位工作人员，他在站台上询问过一位列车员，似乎因为要把我一直带到第一截车厢这件事变得心情很不好，开始慢悠悠地在站台上散步起来。
10分钟后，1号车厢的乘务员，一位年轻女孩，从医疗人员手中接过单子，像看待一桩棘手事件一样看着我。
“现在有个问题”，她说，“我们在8号车厢设有专门的隔离座位，但那边是二等座，而你买的是一等座的车票。”
“那现在是要我走回去吗？8号车厢是整截都是隔离车厢吗？”也不是不可以走回去，只是离发车时间只剩几分钟了。
“也不是，隔离出来了4个专用座位。”她说，不知为何突然间放弃了这种形式化的流程，转头跟另一位乘务员确认了1号车厢的入座情况，对我挥一挥手，“算了，去坐你原来的位置吧。”
在满座的1号车厢里，前排坐着几位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大声讨论着打没打第三针疫苗。身边一位年轻男人，听到乘务员过来登记我的回国信息，以一种怪异的眼神打量了我一番，继续开着外放刷他的抖音视频了。小贺在两个小时后给我发来消息，说他已经入住了长沙的隔离酒店，条件还不错，但卫生堪忧，床单被套看起来很多天没换过了，而且不让点外卖。我还不知道下车时会怎样。社区工作人员在白天扔给我一个名字和一个手机号，叮嘱说“别让家人去高铁站，有专人来接你”之后，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不要焦虑，对于你，总有人比你更焦虑。
这话说得没错。火车刚一停下，乘务员就站在前排大喊：“日本来的小姐姐，有人接你，你不要自己走！”我匆匆穿过众人审视的目光，拖着超重的行李一路小跑下车，确实已经又有一个全副武装的身影站在那里了。从他的穿着来看，他要独自负责领我出站和沿途消毒这件事，在那之前，他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要求我立刻穿成和他相同的样子。在过去半个月里，我无数次对那套防护服产生过好奇，想体验一次穿上它的感受，但却没料到是在这样一种情况：在这里？就现在？
“对”，他说，“你现在是隔离人群，不穿上就不能出站。”
“可是”，我已经在粗暴地把那件连体服往身上套，幸好它足够肥大，能够将厚重的大衣也塞进去，但还是充满了疑惑，“可是，我刚刚已经保持了毫无防护的姿态和车厢里的人们混坐在一起了，现在才套这个衣服，不是很奇怪吗？”
“总之，这边就是这么规定的”，他说，指了指我的脚，“鞋套套上”， 又指了指我的头，“帽子套上，面罩别忘了。”
我终于体验到了穿上那套防护服是什么感觉。热得要死，呼出来的气息很快就让塑料面罩变得模糊，看不清楚世界，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停下脚步，把它抬得更高一些。也有规定，像我这样的隔离人群，不允许搭乘电梯，包括自动扶梯，而我的行李实在太重，最终那位工作人员不得不和我达成一致，由我独自一人爬楼梯，他拖着我的行李箱走楼梯——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暂时地放弃了继续消杀我的足迹的任务。
蜿蜒地绕了好几个圈，我们抵达了终点：车站核酸检测处的一个角落。这一次，桌后的工作人员要求我签一份新的承诺书，并且要盖上一个鲜红的手印，短暂的绿码随后失去了它的效应，我又得到了一个为期14天的红码。我停留在这里的时间比完成这些工序更久，首先是那位接到我电话的接站人员，他在前来的路上迷了好几次路，等到他气喘吁吁抵达时，又要与那位桌后的工作人员争论一会儿，后者对他手机里出示的文件产生了不满：“给你们说了好多次了，这个文件需要有人签字盖章，不能就这么拿来！”
而我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能脱掉这身衣服？事实上，直到我走出站也没能脱掉那身衣服，接我的工作人员说：你再忍忍吧，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衣服是不是不太合适？
社区工作人员在第二天早上来敲门，要求我又签了一份新的承诺书，并且叮嘱我要在往后的14天里，每天早上汇报一次体温、拍摄一个不少于15秒的小视频，证明待在家里，最后，在我家门上贴了一个打印着日期的封条。这是一个活动式封条，那位工作人员解释说，家里有人出去时，将它折回门缝里就行了。封不住门的活动式封条，却有足够威慑力，我妈说，往后的好几天，邻居每当开门看见她，立刻迅速地弹出老远。
对街社区医院的医生，完成了我剩下的三次核酸。两个小姑娘看上去少有捅鼻子的经验，每次都在鼻孔里一顿暴风式搅动，而我已经学会了用超强的忍耐力回应她们。最后一次，门前的面孔换成了一个更年轻的小姑娘，解释说别人都回家过年了，只剩下她一个人。那天鼻子捅到一半我又叫了出来，她又继续搅动了两下，抽出来，道：“今天没有细棉签了，不然还要捅得更深一些。”我才意识到，那根棉签的体积大约是以往的两倍。因为是最后一天，同住的家人也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幸运的是，他们被允许捅喉咙，避免了一根粗棉棒在鼻腔里留下的噩梦。
我一直以为，自由应该是准时降临的。但实际上，直到第15天的早晨10点，我的手机上依然是一个禁止外出的红码。那天是大年初二，微信上社区人员迟迟不回复我的消息，我试图拨打她的电话，却被告知对方已关机。回国这些日子，我已经学会了有问题就拨打12345，很快便打通了，得到了一个诚恳的回复：“我们会将问题反馈上去，1～5个工作日给您回复。”我又辗转找到另外一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回答说对接人员回家过年了，扔给我另一个据说是办事处负责人的手机号，依然无人接听。一个小时后，我灵机一动将电话打到了疾控中心，经过了几个混乱的转接，终于得到了一句肯定的回复：“现在就给你解决。”30分钟后，码绿了。
拥有绿码之后，我爸立刻说：把你的码发到家族群里去。他上一次这么积极地要求我向全家人展示些什么，还是在我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发进群里的绿码得到了热烈祝贺，几分钟后，一位在某系统内工作的亲戚单独联系了我，说需要我的各种身份信息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单位要求他们报备接触的一切入境人员情况。
14天后，解除居家隔离后的第一件事，我购买了一个月后回日本的机票：一张最便宜的、只需要6550人民币的、上海飞关西的单程机票。两天后，接到航空公司电话，说出于“卫生上的原因”，当天的航班取消了，将我调整到了提前两天的另一班飞机。提前机票后来被证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2月16日，传出日本将在三月重开新发放签证的外国人入境的消息，每日允许入境人数从3000人提升至5000人。次日，赴日机票开始了新一轮的飙升，一路从从10000+涨到了20000+。
正如大多数人告诉我的那样，回日本就很简单了。我找到了一家可以发行日文格式核酸证明的医院，并且在当天下午拿到了原件。而日本机场核酸检测又是另一种情况，不必再被捅喉咙，采用的是唾液测试。于是我下飞机看到的第一个奇妙景象便是：一排又一排的临时隔间里，每人占据其中一间，面朝墙壁对着试管里拼命吐口水——每吐完一个人，都有工作人员过来确认，要求那些不合格的标本进行返工：“泡沫太多了，再吐点儿！”
“你运气真好”，那天来接我的中国司机说。他在六年前带着儿子来日本治疗白血病，疫情发生后，已经两年多没过回国了，虽然儿子的病情渐渐有所好转，但仍需要每月一次定期前往医院检查，可是，“回国光是隔离就需要一个月”。
这可能是一份运气很好的回国经历。从我在广州酒店结束隔离的那一天起，所有从日本回国的人们被要求在现有的“双检测”阴性证明的基础上，提前7天前往指定机构追加一次核酸检测，并且还要进行共计7天的《自我健康状况监测表》——这意味着，回国的耗时更长，核酸检测的费用也会更高。我在隔离中遇到的一些人，后来才知道，有人是因为至亲之人的离世而回国的，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因为未能送终尽孝，始终处于一种自责的痛苦之中。要想和亲人告别，在疫情时代，渐渐成为一件世上的难事。我运气真好。我也在群里看见一位刚刚被检测出阳性的留学生，退掉了租房买好了机票准备回国，如今不得不留下来等待抗体由阳转阴，在阴性之后进入一个繁复的“康复者路线”：一次胸部CT扫描外加三天内的两次核酸检测，将结果发给大使馆预审通过后，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完成这一切之后，才能进行回国的第一次核酸检测。我运气真好。当我听说身边有人在春节期间从美国回国，被熔断航班后不得不再买一张三万元的机票的 时候，当再后来我北京的朋友被困在北京，杭州的朋友被困在杭州的，还有很多毫无准备的朋友被突然拉去隔离的时候，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运气真好。作为我这些“运气真好”的证据，我留下了一些纪念品，一些《医学观察告知书》、《采样检测知情同意书》、《集中医学观察人员流调表》、《集中隔离人员健康排查登记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入境人员疟疾防控告知书》、《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健康十必须》、《居家隔离承诺书》、《居家医学观察温馨提示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监测结果告知书》《入境人员解除集中隔离告知书》，还有最后一份：《致所有入境日本及归国人士“指定待机期间内”守则》。
在日本的居家隔离，被第四天傍晚发到我邮箱的一份最新阴性证明宣告结束了。这一次我运气依然很好，正好碰上面向京都府民免费的PCR检测，省下来数千甚至数万日元，在这一天，京都市的感染者人数为785名，比两个月前我离开那天翻了34倍。我时不时会去看一眼那个中日特价机票群，它很快就达到了500人的满员人数，群主又增开了第二个群，群里依然在跳动着一些新的消息，前不久，春秋航空在成田的哈尔滨之间航线取消了，官方邮件里给出的原因是：“考虑到现在俄罗斯—乌克兰形式，为了安全起见。”而最新一则困扰即将回国的人们的传闻则是：因为上海疫情严重，未来入境上海的所有国际航班，或将更改至国内其它城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库索（旅日作者，啃日剧日影为生，现居京都，不定期流窜于岛国各处），原标题：《回国记：隔离就是开盲盒》，日本通经授权发布。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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