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日本的团地，外国人怎么过年？

作者：易述

团地，出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日本。最早由半官方性质的“住宅营团”负责管理，是面向工薪族的一种集体住宅。早期的团地，通常是4层建筑，没有电梯。后来，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之后，团地的大楼越建越高，有了先进的配套设施，电梯、电气化设施、新式浴室……一应俱全。团地低廉的房租，是其聚拢人气的原因之一。

位于神奈川县大和市的这座巨型团地，距离横滨市区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这个拥有80栋楼房的巨型团地中，有两成住户是外国人。2020年底，已经被疫情的阴云笼罩一年之久的日本，因为第三次疫情的蔓延，将刚刚部分恢复的外国人入境通道再次关闭。久久未能返回故国故土的人们，在异国他乡过的好不好？

大晦日（西历每年12月31日，相当于中国的除夕）的前一晚，大风降温的天气里，裹着冬装，戴起帽子和口罩，几位差不多年纪的中年男子聚在一起闲话家常。

年过半百的男子，是战争遗孤的后代，二三十年前来到日本。尽管他的语言表达不存在问题，却难改浓重的口音。“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如今再聚在一起，大家还是习惯说中文。”一群中年男子在异国街头的聚会，是没有什么目的性的闲聊。淡淡的乡愁，或许是唯一永久的主题。

遗孤男子的小女儿正读高三，她的目标是考取一间美容专业学校。小女儿发音纯正，与日本人交流起来，流利自然，丝毫没有口音。言谈举止，也全然是日本女孩的样子。从小出生在日本的她，汉语还停留在只会说“谢谢”的程度。为着女儿读高中和大学，男子需要准备400万到500万日元的学费，这也是他们一家继续在这个租金低廉的团地住下去的主要原因。

与一般的日本家庭不同，这个团地，有许多双职工父母。在这里，独自成长的孩子不是孤例。临近正午，志愿者端起喇叭，冲着小区发布通知，这是公益机构来为团地的孩子们发放免费午餐了。孩子们渐渐围拢过来，领到午餐之后，三五成群，热热闹闹，说笑着往家里走去。就算生活中有什么不快乐，也能被这群同样来自外国的小伙伴给治愈吧。

大晦日来到。在小区公共服务中心的外墙下，蹲坐着几个男子。晒晒太阳，聊聊天。

“还是外面舒服，家里太挤了。”已经有两个孩子的中年男子，下个月又将迎来新生命。他多年前来日，一直从事焊接的工作。两年前，终于可以自立门户。凭着好手艺，也曾赚到笑开花。不想突发的疫情，让他一下子失去了大部分的订单。与邻居们的闲谈，或许并不能得到实质性的帮助，换个轻松点的心情，再回去面对生活的琐碎烦难，未尝不是一个倔强抗争的窍门。

“年轻人都搬走来，净是一些没用的老头老太太了”，一位日本老奶奶一边自嘲着，一边为平时受到老挝男子的照顾而表示着感激。

老奶奶口中的这位老挝男子，已经在日本生活了38年，乡音未改的他，一开口就能让人感觉的他外国人的身份。也因为这样，他至今无法适应那些需要流利使用日语的工作。跟着电视学做日式渍物，是他65岁的荆妻最力所能及的家务。不大的居住空间，已经被各式各样的大罐子塞满。梅子、萝卜、葱……多到两个人根本吃不完的程度。多出来的，是为左邻右舍准备的小心意。

受限于日语能力和收入水平，老挝男子至今依然是难民的身份，很难申请到日本国籍。这也成为令他如鲠在喉的闹心事。不过，对于如今的生活，他非常满意。他们是2年前搬到这个团地的，没人知道，在此之前，他们经历过什么。

八十多岁的婆婆，与五十来岁的儿媳同居一个屋檐下，这在日本社会并不常见。老人是日本人。七十多年前，她随父母迁往中国东北。那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后来，父亲战死了，她和母亲滞留中国。再后来，母亲也死了。飘若浮萍的她，挣扎着生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机会回到日本。

这一切，似乎还在昨天。可是转眼，三十四年过去了。在这些年中，儿子成家立业，那个从年轻时就一直受她照顾的女孩，变成了她的儿媳。如今，儿媳也到了自己当年的年纪。

新年的第一天，2021年的第一轮太阳，如约而至。来自越南的移民，早早就从团地走出来。一大家子人，相约去为亲人扫墓。生老病死，循环往复。落叶，未必归根。漂泊，是另外一种陪伴。

留在异乡的外国人，他们留下的理由，虽然各有不同，却都是那么认真的生活着。

对于浩瀚宇宙与宏阔历史而言，每一个生命个体，轻微甚于浮尘。对于每一个或长或短的生命个体而言，这血肉皮囊又胜过千金。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下的远方。无论此刻，身在何处，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没有什么拯救地球的宏伟愿望，终其一生，不过是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