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然灾害为切入点的“日本论”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 蒋丰

英国驻日本记者戴维·皮林的《日本：生存的艺术》，2020年1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了中文版。该书可谓众多“日本论”中的一本别有新意的著作。

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日本论”，应该还是美国社会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尽管这本书的素材大多来源于身在美国的日本战俘，但你不得不钦佩作者从日本的“软文化”——菊和日本的“硬核文化”——到入手，游刃有余地按照自己的“套路”解剖日本，指出日本民族性格上的“双重性”，并且梳理出八大对立面，让人感到深有韵味。但是，我也听到很多日本人说，“蒋先生，我不建议您过多阅读《菊与刀》，她所反映到日本已经是一个‘过去时’的日本。这就好比今天日本人要了解中国，不能够总去看鲁迅的《阿Q正传》一样。”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其实，我知道日本人内心中还有一种“情结”，那就是这本“日本论”是在日本战败前夕、美国社会学者抱着战胜者的心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研究的。这种心态、姿态势必影响行文、观点。今天，中国人在阅读这本“日本论”的时候，时常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其实也是与那段“战后情结”分不开的。

中国人写的“日本论”，不可谓不多。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东渡”大潮兴起，中国人得地利之便多选日本，结果是开始冒出“哭啼文学”，诉说在日本的留学打工之苦，也叙述种种温情小故事，转化成电影电视节目后，给国人留下一个特殊时期的“日本论”。继之而来的是“吊书袋型”的“日本论”、“个人体验型”的“日本论”、“媒体摘抄型”的“日本论”、“碎片观察型”的“日本论”、甚至以中国为对比坐标的“哈日型”、“精日型”、乃至“打脸型”的“日本论”。这些，不宜过多评论。坦率地说，中国人写的“日本论”中，我还是最喜欢戴季陶的《日本论》，他的素材来自于日本的历史，读起来甚至感觉好似一本“极简日本史”，在对武士的分析方面与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特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最为撼人心魄的是那段话语——“日本人研究中国精细深刻，不遗余力。‘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不知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中国人研究日本却粗疏空泛，对日本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踏实的研究工作，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可以说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

至于日本人写的“日本论”，那更是多如牛毛。日本学者南博写的《日本人论——从明治维新到现代》一书中就引用了500种日本人自己写的“日本论”。正如作者所说，这些“日本论”汇聚起来强调日本五大特征——第一，讲求集团主义；第二，讲求表面服从和以心传心；第三，讲求日本是单一民族的社会；第四，讲求日本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第四，讲求日本文化产生的风土及生产方式（稻作）的影响。这些“日本论”让人读起来、特别是外国人读起来，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至于学理上的分析，我们暂时搁置。

最近，英国著名传媒人戴维·皮林写的《日本：生存的艺术》堪称是众多“日本论”中的“新秀”，读后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本书的“亮点”之一，是作者研究“日本论”的切入点。撰写“日本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切入点，但是势必带来“一叶障木”的令人遗憾的效果。尽管如此，仍然需要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去进行观察、提炼的“日本论”。本书作者另辟新径新径，把2011年“3·11东北大地震”作为自己研究“日本论”的切入点。众所周知，日本不仅是一个岛国，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有“灾害王国”之称。通常来说，自然灾害给社会、给人们带来的都是程度不同的损失，但这种自然灾害也在历练着社会体系、治理能力、民族精神。越是在社会之悲、民族之痛的时候，越能够看出其社会、其民族的特点。2011年的“3·11东北大地震”，不仅是日本历史上千年不遇的重量型地震，更因为地震发生后带来的海啸以及核泄漏，给日本造成“三拳并出”的沉重打击。这其中有传统至今的地震灾害，也有科技创新后的核电灾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做如此的“日本论”研究，还是前无古人的。抓住日本地理的自然属性，考察日本民族的都有特性，以“3·11东北大地震”为切入点，犹如“庖丁解牛”，让自己的“刀刃若新”，在众多的“日本论”中，“以无厚入有间”，最后必然是“游刃必有余地”，出现一部新的“日本论”。

这本书的“亮点”之二，是作者研究“日本论”的行为点。前面，我谈到已有的“日本论”，有的“寻章摘句式”的，以为自己坐拥书城、博览群书，就可以写出传世的“日本论”。殊不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肯脚踏实地的出去考察，怎么能有过得硬的“日本论”。当然，这肯定与作者的经济条件有关，囊中羞涩者，怎么能够轻易迈出家门。本书作者戴维·皮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利用“工作之便”，利用担任英国《金融时报》东京分社社长的机会，深入到日本“3·11东北大地震”灾区采访，不仅获得第一手材料，更有第一手的切身感受，用“脚”写作，而不是手敲键盘、网络收集。如今，我看“日本论”相关书籍的时候，总是要先看看作者的经历，看看作者到过什么地方，这可以大致推断出这本“日本论”的水平。

如果说一句题外的话，那就是戴维·皮林虽然是利用了“工作之便”，但他也是运用了这一平台。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人对自己所在的团队、平台“吐槽”不已，等到自己“跳槽”的时候，才深深地知道自己是靠这个团队、平台成长起来。因此，如何珍惜、运用好自己的团队、平台，不好高鹜远，肯跬步前行，也是这本书给我们的一个“画外音”的启示。

这本书的“亮点”之三，是作者研究“日本论”的观点。本书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海啸”，第六部分是“海啸之后”。显然，他是把“3·11东北大地震”作为考察脉络的。他反复强调的观点是，“在日本历史上，巨大的危机经常会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回顾历史，面对各种天灾人祸，日本总是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读者应该了解、应该思考的。

“多难兴邦”，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也适用于是日本的。日本人如何在“难”后兴起，是不容忽视，也无法忽视的。如果我们能够从此书中籍此对日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觉得至少是中信出版集团的小编为选择出版这本书会感到快慰的。